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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集運】原創 | 農村的逆襲:中國脱貧攻堅工程的深度報告

2020-10-24  貓哥的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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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在北京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上主持會議的中央領導突然出人意外地放映了一部紀錄片《窮山的呼喚》

這部紀錄片是時任三峽省籌備組組長李伯寧親自帶人在三峽地區拍攝的當地居民的生活現狀,其貧困落後的情況堪稱觸目驚心。

以武陵山區黔江縣為例,全縣二十幾萬人有八萬人住在巖洞裏,有近40%的農民食不果腹——不僅僅是糧食不夠吃,而且常年缺油,甚至連鹽都吃不上;超過30%的農民沒有棉被,冬天只能圍着火堆過夜……

這部紀錄片在當時引起了與會者極大的震動,很多中央領導甚至當場流淚:建國36年,想不到還有這麼窮的地方!

震動之後卻是深深的無奈,當時國家太窮,要徹底解決貧困山區農民的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當時的國力,只能在力所能及的層面對貧困地區給與基本的救濟。

解放軍總參總政調集了200輛汽車和大量棉被救濟三峽地區貧困農民,水利部撥出專項資金為貧困地區打井解決飲水困難,交通部也撥了一筆資金給山區修路。

從1985年—2020年,武陵山區先後經歷了不同的脱貧攻堅階段,包括1985—1993年救濟式扶貧,1994—2000年“八七”攻堅扶貧,2001—2014年開發式扶貧。

30年彈指一揮間,雖然武陵山區貧困面貌得到極大的改變,但是截至2014年這個偏僻的山區貧困問題依然很嚴重。

以酉陽縣為例,2014年全縣人口不到100萬,年收入未達到當年貧困線標準2800元的人口卻高達15.3萬人。

2015年武陵山區終於迎來脱貧攻堅戰的最後一戰——精準脱貧階段。

10月13日,中央網信辦組織了一場“網絡名人看脱貧攻堅”活動,這場活動在重慶有三個點,都是武陵山區的貧困區縣——黔江、秀山、酉陽,我有幸成為這個活動的參與者,以下就是我實地考察貧困地區的經歷。

1  黔江之一:學校與養老中心

黔江區我們首先去考察的是中信集團做的扶貧公益項目——位於黔江區沙壩鎮的一所學校和一個養老中心

沙壩鎮距離黔江城區有1個多小時車程,是一個很偏僻的鄉鎮。但是,在這個鄉鎮上卻有一所頗為氣派的學校——沙壩鎮中心學校。

沙壩鎮中心學校與科普樓

這是一所覆蓋周邊幾個鄉鎮的綜合性學校,涵蓋幼教、小學、中學,共有學生2000多人。中信資助這個學校做得很用心,不但投資修建了一所科普樓,還將這所學校做成重慶首批研學旅行試點學校,資助孩子們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

研學旅行圖片

在學校各個角落處處可見中信用心的細節,比如利用每棟教學樓一樓角落做成閲讀書吧。

書吧

考慮到這個學校有40%的學生都是留守兒童,還貼心做了一個親情聊天室,方便孩子們與外地打工的父母可以視頻聊天。

親情聊天室

我仔細觀察了幾個教室,很驚異地發現,一個貧困鄉的學校居然每個教室都用上了視頻投影設備。

這樣的學校即使與重慶主城區學校相比至少硬件條件都毫不遜色,那些對孩子們很貼心的細節設計特別讓我感動。

為什麼?

給大家一組數據。

2016年民政部統計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為902萬人超過90%分佈在中西部省份貧困地區留守兒童比例更是高達20.3%,5户人就有1户留守兒童。

由於父母與兒童長期分離,多數學齡期留守兒童不但要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同時還要承擔一部分家務和農活。

少數兒童還要進行“逆向照顧”,即照顧年紀大或身體狀況不好的祖父母,所以相當比例的留守兒童心理都有嚴重的問題。

2016年底國家衞計委人口流動司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全國12個省27個縣做過一次調查。

調查顯示,3週歲以下留守兒童出現社交情緒問題的比例高於非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可疑社交情緒異常率為27.5%,高於非留守兒童的19.8%。

隨着年齡增長,留守兒童心理行為問題逐漸顯現。小學四年級和初中一年級留守兒童感到孤獨、沮喪、想離家出走、自我傷害的比例都遠高於非留守兒童。

其中初中一年級留守兒童“想過離家出走”的佔比高達23.1%,報告“曾自我傷害”的比例為16.8%。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希望,如果有上百萬留守兒童心理不健康而得不到解決,這對於我們國家與社會的未來都將是一個極大的隱患。

怎麼解決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的問題?

最重要的讓父母與兒童不再長期分離(這個問題我們後面來談)。

當暫時還無法解決父母與兒童長期分離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的鄉村學校就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比如沙壩鎮中心學校就是一個不錯的樣板。

温馨的書吧可以陶冶孩子的情操(我小時候緩解壞情緒最好的辦法就是看書);

親情聊天室給留守兒童提供了一個可以與父母視頻交流的渠道;

研學旅行讓孩子們有機會走出去接觸外面廣闊的世界。

這些手段我相信一定能極大地緩解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的問題,這就是讓我特別感動的地方。我特別希望我們中西部鄉鎮學校能學習沙壩鎮中心學校的模式,給與留守兒童更多的關愛。

這裏,為中信集團下沉到黔江做公益事業的幹部們點個贊。你們不是簡單的砸錢做扶貧,確實很用心在關心孩子的成長。

然後是考察位於沙壩鎮木良村的養老中心。

養老中心

這個鄉鎮的養老中心看上去管理得很不錯。

養老中心的廚房、餐廳、食譜、老人居住房間

距離這個養老中心不到50米距離還有一個衞生室。

衞生室

硬件條件看起來沒有問題,那麼,在這裏生活的老人是什麼感受呢?

侯文華老人

這位老人叫侯文華,今年67歲,因為沒有子女,是木良村的五保户。我問他在這個養老中心過得怎樣?老人笑得合不攏嘴。

據老人描述,這裏的生活條件比在家裏好得不要太多——有專人照顧,房間乾乾淨淨,棉被是新的,伙食不錯,洗漱也很方便。

這樣的養老中心老人每月只要交400元——這個價格完全就是公益價了,一般的農村家庭應該都能承擔。

侯文華老人因為是五保户,當地民政局每月給他發1000元,扣除400元養老中心費用後,還能落下600元。

民政局不但發錢,還給當地貧困户老人發衣服,發棉被,醫保是新農合,全由民政局負責。

侯文華基本就是衣食無憂的現狀。老人接受採訪的時候差不多三句話就要帶上一句“國家政策好啊”

這些話不知道怎麼就引發了旁邊一位老人的情緒,那位老人突然無頭無腦的説了一句:“這裏幹部好啊,我見到肖書記(木良村扶貧第一書記)次數比我兒子還多。”

2  黔江之二:電商扶貧基地與扶貧異地安置小區

黔江第三站是考察位於黔江區金溪鎮的李家溪異地扶貧安置小區,這個安置小區同樣也是黔江區一個電商扶貧基地。

安置小區

電商扶貧生活館

金溪鎮是重慶18個深度貧困鄉鎮中的一個。

老實説,我是一直主張把偏遠山區的農民搬遷到城市的。原因很簡單,要讓居住在偏僻山區的農民脱貧代價太大了!

光是架橋修路通電通水等基礎設施投資就高得嚇人,但是經濟學最優方案在現實中卻未必能執行。

比如異地搬遷就存在兩個問題,一個是當地農民因為故土情節不願意,另一個就是很現實的問題——農民進城之後,怎麼解決就業問題?

金溪鎮對於異地搬遷的扶貧户主要採取了4個手段來解決就業問題。

其一是發展特色產業來解決就業問題,包括金溪桑蠶產業、食用菌產業、被服廠等等;

其二是利用重慶市衞健委與金溪鎮結隊扶貧的機會,培訓醫院護工到重慶各大醫院從事住院病人護理服務;

其三是發展農村電商,做智慧農業;

其四是就地安置貧困户做公益工作。

產業扶貧的問題我們先按下不表,先來説説黔江農業電商的特點。

黔江區做農業電商總體上還是依賴鄰居秀山縣輻射全國的物流系統。由於黔江地理位置比較偏僻,物流基礎條件不如秀山,所以黔江無法像秀山一樣能將物流系統直接下沉到鄉村,只能在鄉鎮一級做電商。

雖然物流條件差一些,但是黔江農村電商也在兩個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特色。一個是農業大數據平台,一個是農產品品類形式的開發。

農業產業供應鏈大數據雲平台

桑蠶產業大數據平台

農掌櫃

黔江這個農業大數據平台可以對農業生產、加工、運輸、銷售進行全程監控,全縣農業生產每一個環節的數據變化都一目瞭然。

操作人員當場給我們演示了一下,在大數據平台上點擊某鎮某村某點,平台上立刻顯示這個點農作物清晰的實時視頻畫面。

我問了一下,目前黔江區有近40%的鄉鎮規模以上的農田安裝了物聯網攝像頭,預計到明年全縣所有鄉鎮規模以上農田都可以實現物聯網攝像頭全覆蓋。

所謂規模以上農田這是指種植規模達到百畝以上,黔江通過異地扶貧户搬遷,加速土地流轉,讓更多的土地實現規模化產業化種植。

另一個就是黔江電商產品開發做得很用心。

舉個例子,普通蜂蜜產品一般就是這個樣子:

普通瓶裝蜂蜜

但是黔江電商平台開發這樣包裝的網紅蜂蜜:

網紅蜂蜜包裝

小包裝一條15克蜂蜜,兑60毫升温水最合適,一袋蜂蜜7個小包裝,正好覆蓋週一到週日,每日是否喝過一目瞭然。

色調鮮明,語言也很貼近年輕人風格,所以立刻成為爆款網紅蜂蜜。

走出電商扶貧工作館,我們進入扶貧安置小區瞭解這裏搬遷的扶貧户生活情況。

王建民

王建民,今年44歲,原黔江區阿蓬江鎮彭家村農民。這個彭家村被稱為懸崖上的村落,是旅遊觀光很不錯的去處,但是對於當地居民而言,在懸崖上居住卻是非常惡劣的體驗。

王建民在彭家村的房子是一棟木房,不但潮濕而且採光條件很差,最麻煩的是,彭家村基礎生活設施非常匱乏。

沒有自來水,天然氣,通訊網絡(現在才勉強可以通2G),也沒有生活配套,買包鹽都要去鎮上,單程路都要走3個小時。

最麻煩的是家裏如果有人得急病,只能用門板把人抬到鎮裏衞生院。

彭家村這樣惡劣的條件僅靠種植是很難生存的,所以王建民從部隊退伍之後就出去打工。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2013年王建民遭遇一場嚴重的車禍,整整昏迷了33天,這場車禍不但花光了他打工全部積蓄還揹負了十幾萬的債務。

等到王建民好不容易還清債務,2017年他又被確診患上白血病。一般人連續經歷這些磨難早就垮了,但是王建民卻堅持下來。他以頑強的意志堅持完成了整整8個療程的化療,忍受了難以想象的痛苦。

但是高昂的醫療費用卻讓這個家庭不堪重負。雖然王建民戰友發動了多次捐款,然而戰友的捐款與治療費用相比只能是杯水車薪。

阿蓬江鎮政府得知王建民情況後立即提供了大量的幫助,在王建民第一次化療之後就迅速將王建民辦成貧困户(貧困户一般醫療費用可以報銷90%以上,個人醫藥費超過一定金額還可以二次報銷),提供精準扶貧保障,提供民政救濟,提供子女生活費補助。

在政府與社會各界的全力援助下,王建民不但戰勝了病魔,家庭也沒有讓這場大病擊垮。

2019年王建民一家五口從彭家村搬遷到李家溪異地扶貧安置小區,獲得一套125平米的住房。

按照國家扶貧異地安置政策,王建民一家每人只要支付2000元,全家支付總計1萬元就能獲得這套房子永久居住權。房子有簡易裝修並且配置了簡單的傢俱、家電。

王建民家裏照片

按:國家對異地扶貧搬遷給與了極大的政策與資金支持,包括中央預算內資金7000元/人,專項建設資金5000元/人,地方政府債券資金10000元/人,長期信貸資金人均不超過35000元。

以上林林總總加起來國家給貧困户搬遷每人提供了5.7萬元資金的支持。這就是王建民一家五口只花1萬元就能住上這套125平米房子的原因(貧困户異地安置人均居住標準是25平米)

因為王建民患病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所以當地政府給王建民安排做社區公益工作,每月扣除社保之後有1400多元

在採訪中王建民一再給我描述,現在的生活比過去完全是天壤之別,在這個小區裏水電氣網絡一應俱全,生活也非常便利。

但是,當我問到彭家村的村民是否都搬出來的問題時,王建民卻告訴我還有少部分村民沒有搬遷——原因很簡單,就是一個故土情節讓這些村民死活都不願離開那個懸崖上的村莊,這個答案讓我唏噓不已。

王建民留在彭家村的土地現在流轉給當地政府做花椒基地,每畝租賃價是50元/年,5畝地每年有250元。看上去不多,但是卻有特殊的意義。

偏遠山區的貧困户異地搬遷到城鎮,然後留出的土地可以集中起來做規模化產業化種植,帶動當地不願搬遷的貧困户脱貧,這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對於王建民而言,如果沒有國家的扶貧政策,2017年那場重病可能就已經擊垮了這個家庭,更別説能住上現在的房子。

國家大力推動的脱貧攻堅戰確實點亮了無數貧困户絕望的人生。

3  黔江之三:扶貧產業

黔江最後一站是考察金溪鎮桑蠶產業基地。

金溪鎮土地貧瘠,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地下水(喀斯特地貌),農業種植完全靠天吃飯。

過去這裏的農民主要以種植糧食為主,每畝收入只有500—600元,按人均2畝耕地計算(該鎮人口有1.4萬,耕地面積2.8萬畝),年收入只有1000餘元,根本就無法養家餬口。

所以當地年輕人只能外出打工,沒有能力出去打工的就只能留在當地務農,2014年該鎮建卡貧困户505户總人數1988人。

當地的脱貧思路就是發展桑蠶產業,耕地改種桑樹,農民組織合作社養蠶。

陳正文,74歲,是當地有名的改糧種桑致富帶頭人,也是金溪鎮桑蠶產業合作社發起人之一。老人之所以一開始就以巨大的勇氣改糧種桑,最主要還是種糧收入太低。

陳正文老人

陳正文家裏只有5畝地,過去種植糧食每年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根本無法養活一家人吃飯。子女都出去打工後,老人因為年紀太大隻能在家務農。

2017年金溪鎮長春村村民騰樹人、陳正文、騰樹長三位老人率先在長春村搞起了桑蠶產業合作社。前期動員幾十户村民集中400畝土地入股合作社,次年合作社扣除種桑與養蠶人工成本後還淨收入十多萬元,參與入股的農户收入遠超種植糧食。

以陳正文為例,5畝地入股,每年可收入土地租金2500元,陳正文在合作社上班,每日可拿90元工資(一般農民上班工資是80元,陳正文是管理人員,工資多10元),8個月工資收入超過2萬,年底還能拿合作社分紅,這樣七七八八算下來,陳正文每年收入超過2.5萬元,是過去種植糧食的8倍。

金溪鎮長春村發展桑蠶產業得到了當地政府大力支持,不但為長春村配套建設了鄉村產業公路,還幫着修建了養蠶共育室、養蠶鋼棚、智能化温控共育工廠等設施。

當地政府不但為養蠶農户提供技術支持,還為合作社發展提供財政補貼以及免息扶貧貸款,讓金溪鎮桑蠶產業越做越大,目前全鎮桑樹種植面積已經超過1萬畝,產值突破1100萬元。

合作社收購蠶繭

金溪鎮蠶繭合作社收購價是38元/公斤,在現代化設備支持下大致一個月就能出一批蠶繭,全年除冬季最冷的幾個月外,養蠶時間長達8個月,可以出7批蠶繭。

這些蠶繭最後由山東絲綢公司收購。

在桑蠶收購點旁邊就是金溪被服廠,這是重慶市衞健委支持的扶貧項目,這個被服廠主要為衞健委生產所屬醫院系統被服,也為黔江區學校生產校服。

目前能解決53人就業(其中建卡貧困户15人,低保殘疾人6人),工人月平均工資3000元左右。

金溪被服廠照片

老實説,最初考察這個被服廠我是有點擔心的,因為這樣在山區建設的小規模紡織企業從成本的角度是很難與沿海紡織大企業競爭的。

如果讓醫院系統採購金溪被服廠的醫院被服成本遠高於市場價格,那麼這個被服廠未來可持續發展嗎?

後來我算了算賬也就釋然了。

這個被服廠規模不大,去年銷售額只有700萬元,分攤到衞健委所屬醫院——一家醫院也就是採購十來萬的被服。就算成本高一點,讓每家醫院多付出一兩萬元代價,但是重慶市衞健委所屬醫院哪個營收每年不是在幾億甚至10億以上?

每年多花一兩萬元支持一下貧困地區就業其實也不算什麼,我想沒有哪家醫院會為這點小錢較真。

4  秀山:發達的物流與扶貧幹部

黔江之後我們來到秀山。

秀山雖然地處武陵山區腹地,但是它的地理位置特別好,剛好處於重慶、貴州、湖南、湖北四省交界的結合部。往大了説,秀山佔據着成渝雙城經濟圈、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經濟圈等三大經濟圈互聯互通的咽喉位置。

秀山地理位置圖

這種交通樞紐之地特別適合做物流,所以秀山是重慶市規劃建設的五大物流樞紐之一。重慶恰巧也是西部陸海通道的樞紐,所以依託重慶,秀山也成為西部陸海通道的一個東線物流的樞紐。

西部陸海通道東線物流的樞紐

有上述得天獨厚的條件,秀山物流系統做得特別好,西部地區一般縣城物流最多下沉到鄉鎮,秀山卻將物流系統下沉到鄉村。

秀山鄉村物流收發點武陵生活館

這個武陵生活館不是一個簡單的快遞收發點,而是集快遞收發、生活小超市以及綜合金融功能的綜合性服務點。

比如這個農業銀行的智能終端一體機,不但可以解決農民存取款的需要,還可以辦理水電氣通訊業務,更可以通過這個終端平台購買其它電商平台的商品——

我看到有京東商城,通過這個農村智能終端機購買網絡商品比我們用智能手機下載APP購買還要便宜(估計政府有專項補貼),而武陵生活館在這個智能終端機每辦理一筆業務,農行都要給0.2元—1元的費用。

一個設置在鄉村的武陵生活館每月通過收發快遞、出售生活用品、辦理金融業務大致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在解決一個農民就業的同時也解決了物流系統下沉鄉村的問題。

在強大的物流支持下,秀山農村電商快速崛起。

秀山的農村電商不僅賣秀山的農產品,還為整個武陵山區農產品帶貨銷售。秀山縣物流園區有一個武陵山消費扶貧交易中心,在這個中心裏我看到有上千個附近幾個縣的農產品品種。

2019年秀山實現網絡零售28億元,其中農特產品電商銷售額13億,帶動全縣電商從業人員達到2.6萬人。

秀山縣我之前來過,所以在這個點我就沒有去採訪貧困户,這裏講一個當地扶貧幹部的故事。

扶貧幹部趙茂興

趙茂興,57歲,原秀山縣殘聯副理事長,2015年被派駐秀山縣隘口鎮富裕村擔任第一書記。這個村名字是“富裕”實際卻是不折不扣的貧困村,2014年該村建卡貧困人口就達215人。

從2015年—2018年,僅僅3年時間趙茂興率領全體村民共同努力,在富裕村建成480平米活動室,修好3公里環山公路,4公里產業路,2座水泥橋,整治4100米河堤,新建11口蓄水池,徹底解決村民出行問題、飲水問題、產業運輸問題

過去富裕村村民到鎮上去辦事半夜雞叫就要出門,到了晚上才能回家,現在汽車可以直接開到家門口。

3年時間,趙茂興率領村民發展以種植核桃為主的主導產業,開墾荒地3500畝,種植5萬多株核桃,加上套種雪蓮果、中藥材等經濟作物,讓富裕村所有貧困户徹底脱貧。

2018年,當趙茂興三年任期滿了之後,富裕村村民自發組織到鎮政府請願,強烈要求將趙書記留下來。面對村民的要求,當時已經年滿55歲的趙茂興真的就留下來了。

在對趙茂興採訪的過程中,有一個細節印象特別深刻——趙茂興在給我們介紹富裕村核桃產業時,流利地報出了全村種植核桃的數據:52607株。三千多畝的核桃樹居然統計數據能精確到個位數!

怎麼做到的?

下來一問才知道,趙茂興與縣裏的扶貧工作隊在發展核桃產業時,不但要精確統計購買核桃苗的數量,還要建卡跟蹤每一株核桃樹生長與出產情況。

5萬多核桃樹要跟蹤每一株的生長全過程!扶貧工作能做到這個份上,簡直讓人歎為觀止。

5  酉陽:旅遊扶貧與產業扶貧

秀山之後就是到酉陽縣,酉陽地處武陵山區腹地,地理位置十分偏僻,是重慶市貧困人口最多,扶貧任務最重的區縣。

直到2014年全縣貧困發生率還高達17.4%,建卡貧困人口15.3萬人。到2019年年底,已累計實現14.9萬人脱貧,全縣貧困發生率降低到0.5%。

那麼,酉陽縣又是如何扶貧的呢?

酉陽縣扶貧還是靠發展特色產業,這個特色產業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發展鄉村旅遊,通過旅遊業帶動就業,另一個就是搞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規模化種植。

首先是旅遊產業,我們來到位於酉陽縣板溪鎮疊石花谷生態園。這個生態園佔地3000餘畝,主要特色是各種石頭——

當然,這些不是普通的石頭,而是號稱“地球日記”的寒武紀疊層石頭,在全國都非常罕見。

這些石頭雖然有極其厚重的歷史,但是對於當地居民卻是非常痛苦的絆腳石——土地上到處都是石頭,怎麼開展農業種植?

最後還是政府投資,將板溪鎮這片石頭山打造成別具一格的疊石花谷生態園,用石頭堆砌各種景觀,加上石頭上種植花木——疊石開花,既有觀賞性又能講述一大段幾億年石頭的歷史,自然就成為新興的旅遊景點。

原來的石頭地

疊石花谷生態園

這樣一個景區對於當地貧困户意義重大。

貧困户張犁與妻子冉慧

這是當地建卡貧困户張犁與妻子冉慧,兩人今年都是38歲,家裏有20畝地,但是遍地的石頭讓農業種植出產極低。

沒辦法,兩口子只能外出打工,打工收入雖然要高一些,但是麻煩事也不少。

2000年初張梨父母先後去世,兩口子只能把兩個小孩帶在身邊,因為在外面工作不穩定,兩個孩子只能跟隨父母不斷轉學。

2017年張犁因為在福建一個採石場打工腰部受傷,只能回到家鄉。幸運的是,當地正值脱貧攻堅階段,兩口子沒有工作就成為當地的建卡貧困户。

據冉慧描述,他們回家後,當地扶貧幹部幾乎每週都要上門,關心他們的生活情況,還為兩人到處聯繫工作。

最初給冉慧聯繫的是到當地一家制衣廠上班,張犁則是到附近做裝零修工。不僅聯繫工作,還為他們兩個兒子申請了生活補貼,大兒子讀寄宿學校,每月補貼生活費860元,小兒子讀走讀學校,每月補貼生活費200元。

今年爆發疫情,製衣廠倒閉,然後就聯繫到疊石花谷生態園上班,張犁做景區保安,冉慧做景區維持秩序的工作人員。

景區為工作人員提供一頓中午免費工作餐,兩口子每月工資是1800元,扣除社保後大致能拿到1400元多一點。

目前張犁兩口子全年收入結構是這樣——

工資收入:兩人每月拿到手接近3000元,一年3.6萬;

土地租賃給景區:每年每畝租金500元,20畝地一年就是1萬;

自己房屋租賃給別人做民宿,每平米年租金40元,張犁家房子有300平米,除了留兩間自己居住以外,每年可以獲得租金1萬元左右。

當地出租做民宿的房屋

合計年收入5.6萬元左右。

支出方面,每年兩個孩子讀寄宿學校,學費合計2萬元,醫保是新農合,個人每年繳納30元,政府財政為每人每年繳納220元。

這麼七七八八算下來,張犁一家人是衣食無憂的。

酉陽最後一站是車田鄉。這是酉陽深度貧困鄉,2014年全鄉人口8000多人,建卡貧困人口就高達2400人。那麼,車田鄉又是怎麼解決扶貧問題的呢?

車田鄉地理位置偏僻,過去對外交通十分不便,鎮里人去縣城辦事基本就要趕一天的路,但是我們去考察卻完全感受不到這樣的問題,一路行駛都是路況良好的二級路。

車田鄉二級路

據當地幹部介紹,政府為了車田鄉脱貧在基礎設施投入相當巨大。近幾年為車田鄉修建二級公路27公里,僅此一項投資就高達3.3億元,每公里造價在1000萬以上

另外還修建三級道路20餘公里(每公里造價200萬元),四級公路100公里(每公里造價50萬元)。

前前後後砸了4.3億下去,讓車田鄉交通狀況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交通條件的改善讓車田鄉具備了發展規模化特色農業產業的基礎。

車田鄉的農業特色產業就是油茶基地。

油茶與茶油

油茶被當地農民稱為富貴樹、子孫樹,意思是油茶樹成活之後就成了一顆搖錢樹——年年都可以採摘油茶籽,一畝油茶就算是隻賣油茶籽就可以收入3000元以上,是種植糧食的七八倍。

但是這類高價值的經濟作物同樣也存在種植門檻高、種植週期長的特點。

比如油茶樹種植週期就長達5年。油茶籽主要用於煉油,其出產的山茶籽油被聯合國糧農組織作為重點推廣的健康型高級食用油。

山茶籽油富含角鯊烯、茶多酚、油酸、亞油酸、亞麻酸等多種營養成分,營養價值還要超過橄欖油,其發展潛力非常巨大。

車田鄉目前種植油茶達到2.5萬畝,油茶種植主要由酉陽縣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當地國有企業)投資。這種投資雖然帶有扶貧公益性質,但是也兼顧了產業發展的可持續性,目前酉陽縣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與當地農民是這樣的合作模式:

農民用土地入股,每畝每年收取150元租金(這個租金看上去很便宜,實際上大多是撂荒多年的荒地);

農民去油茶基地務工,每天工資是100元。

油茶種植產生效益之前,每年每畝按照100元進行保底分紅,在油茶種植產生效益之後,公司與當地農户按照6:4比例分紅(農户的40%分紅還要拿出8%給村集體),以後按照5年一個階段,每個階段增加5%紅利給農户與村集體,最後農户與村集體分紅比例可以達到80%。

按照這個模式,目前當地農民每年能拿到幾萬元收入,未來這個收入水平還能夠進一步提升。

6  重慶扶貧思路的三條主線

本次活動我們花了5天時間,跑了三個貧困縣十來個點考察基層脱貧攻堅的實踐,總體來説還是收穫良多。

通過這次考察我總結了一下,重慶開展的脱貧攻堅戰總體思路是三條主線。

第一條主線是將政府行政資源與貧困户深度捆綁。

這種深度捆綁分為4個方面,以重慶市為例。

第一是從市、縣兩級機關抽調幹部到貧困村擔任扶貧第一書記,同時從縣裏抽調機關幹部組成扶貧工作隊入駐貧困村,配合第一書記的工作。

第二,每個貧困户都與一個市縣機關幹部結成幫扶組合,與貧困户結隊的機關幹部要求每月必問必訪(上門),實際上很多與貧困户結隊的機關幹部幾乎每週都要去貧困户家裏,有時一週要在貧困户家裏住幾天。

機關幹部到貧困户家裏就是為貧困户解決具體問題,小到修房屋,修水管,大到協調聯繫工作,申請民政救濟無所不包。

第三,每個貧困鄉由一個市級領導擔任扶貧指揮長,並且一般要拉一個市一級某個實權部門進入指揮部

以金溪鎮為例,該鎮就是由重慶市屈謙副市長擔任該鄉扶貧指揮部指揮長,市衞健委主任、黔江區一個區領導擔任副指揮長。

重慶19個深度貧困鄉都是這種模式。

這種模式就讓貧困地區扶貧工作能最大程度利用政府的行政資源。

第四就是嚴格的考核。

從中央到地方對貧困地區扶貧情況有相當嚴格的考核,特別是中央一級的考核相當嚴厲,包括抽調中央機關人員、抽調異地機關人員、新聞媒體各種交叉暗訪,考核對貧困户兩不愁三保障的落實情況,考核貧困户對扶貧工作的滿意度——貧困户對扶貧工作滿意度要達到90%以上才算合格。

去年僅酉陽縣就經歷了上級部門5次篩查式考核。

靠着這一套嚴密的模式,重慶市政府(其實全國都一樣)的扶貧工作確實是動了真格,也表達對貧困人羣最大的誠意。

第二條主線是貧困地區統籌規劃。

我們考察的三個點(黔江、秀山、酉陽)同屬武陵山區,這幾個縣的扶貧工作思路不是各搞一套,而是整體規劃相互呼應。

比如秀山地理位置好就花大力氣做物流系統,物流做好了就把農村電商帶起來了,秀山的電商不僅僅是隻做秀山的農產品,而是做整個武陵山區的農產品,依託秀山的物流系統,黔江、酉陽的農產品做電商就有了出路。

黔江、酉陽的物流條件不如秀山,就拼命搞異地搬遷,把土地流轉集中起來或者做高附加值的農業產業,包括桑蠶、中藥材、油茶、茶葉等等;或者做旅遊景點開發。

第三條主線就是在貧困地區做可持續發展的優勢產業。

在偏僻的山區搞工業化產業是不現實的,因為缺乏完整的配套產業鏈,即使勉強搞一些工廠出來也無法參與市場競爭,所以山區扶貧主要還是隻能在農業種植上想辦法。

武陵山區土地貧瘠,種植糧食出產極低,要讓農民獲得更高的收入就只能去種植高附加值的經濟型農作物

但既然是高附加值的經濟農作物自然種植門檻極高——包括前期投入大,種植週期長(我們考察的油茶、黃精等種植週期都長達四年以上),技術要求高。

不僅如此,要規模化發展高附加值經濟農作物產業還得有便捷的交通路網做依託。

所以發展這些特色農業產業都有投資大、見效慢,屬於典型啃硬骨頭工程。

同樣也因為上述特點,這些特色農業產業一旦做出成效,對於當地農民也就擁有了可持續發展的優勢產業,脱貧致富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在武陵山區考察的三個縣十來個點我們看到的大都是這類硬骨頭”特色產業——包括黔江的桑蠶產業、秀山的黃精、茶葉種植基地、酉陽的油茶種植基地。

各地區因地制宜結合當地情況種植不同的高附加值農業經濟作物,沒有一擁而上簡單粗暴地複製模仿。看得出來,當地政府與扶貧幹部在這方面是真正動了腦筋的。

這些貧困地區特色產業越做越好,也讓這些貧困的農村產生了一個可喜的變化——農村慢慢能留住人了!

金溪鎮桑蠶產業的蓬勃發展,已經陸續讓外地打工的農民回來了十幾人,秀山電商的崛起吸納了2萬多人(大部分是年輕人)做直播做電商,酉陽縣車田鄉發展的油茶深加工產業也吸納了大量年輕人就業。

農村能留住人,不管是鄉村振興還是逐步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才有了希望。

7  扶貧資金的來源

另外我也看到,在偏僻的農村脱貧攻堅確實投入巨大。

首先是基礎設施投入,在武陵山區修一條二級路每公里造價就是1000萬,三級路每公里造價200萬,四級公路每公里造價50萬,酉陽縣車田鄉這幾年光是道路設施就砸了4.3億,秀山縣富裕村小小的一個村莊道路設施也砸了2500萬。

另外發展特色農業產業投資也很大。

在秀山我們考察了一個黃精種植基地,一畝黃精前期投資就高達1.5萬,1000畝就是1500萬,酉陽油茶種植基地一畝種植前期投資就是3000—4000元,2.5萬畝油茶種植面積光是前期投資就要接近1億元。

以上還是前期投資,油茶種植週期長達5年,這個過程要支付農民務工工資,提供土地保底分紅,這也要大量的資金投入。

我大致計算過這些產業未來的收入,這些產業種植成功之後收益非常可觀,最終能覆蓋這些前期投入成本沒有問題,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持續投入的資金是非常高的數字,如果複製到全國的貧困地區更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那麼,資金從哪裏來?怎麼保障後續的持續投入?

以下有兩張圖,分別是歷年重慶財政收入數據與歷年中央財政向重慶淨轉移支付的數據。

2010-2019年重慶市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

2010-2019年中央財政向重慶轉移支付

從上述圖表可以看出,重慶曆年財政收入節節上升,同樣中央財政給重慶轉移支付的金額也節節攀升。

在貧困地區考察我最強烈的感受就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以及政府財政收入不斷提高太重要了!

重慶如果不是這幾年財政收入大幅度增長,再加上中央財政越來越大的轉移支付支持,根本就不可能在貧困地區做出如此出色的扶貧成就!

當然,中央財政能給中西部落後地區提供強大的轉移支付支持,歸根結底還是東部發達地區的貢獻,以上海為例,2000年上海向中央財政上交資金不過1200億,到了2019年這個數據已經超過10000億元。

我一直認為轉移支付模式是社會主義制度最好的表現。全國集中資源先把沿海地區經濟做起來,在這個過程中中西部地區為沿海發達地區提供廉價勞動力以及廣闊的市場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之後又通過轉移支付來反哺中西部地區。

其次,貧困地區除了政府投入,也有大量的企業參與。我們的央企、國企都帶有貧困地區的扶貧任務,比如在黔江地區中信集團的扶貧公益投資就達到20億,國家還動員了1萬個民營企業參與到脱貧攻堅戰中。

這種動員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頗具我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會主義特色。

為了保障農村地區持續投入的資金,9月23日國務院出台了一個重磅文件《關於調整完善土地出讓收入使用範圍優先支持鄉村振興的意見》。

這個文件內容很簡單,就是要政府將賣地收入劃出更大比例用於農村建設。具體是雙指標考核——土地收入不低於8%,土地收益不低於50%。

按:土地收入就是政府賣地直接產生的收入,但是在賣地過程中政府要投入相當的成本去整治土地,包括土地徵收賠付,道路與基礎設施建設、7通1平等等。

土地收入減去土地整治成本就是土地收益。中央之所以用雙指標考核,就是防止地方在土地整治成本上作假,而影響對農村的投入。

賣地收入是地方財政最大的一塊收入,也是過去城市對農村最大的抽水機。大量農村土地被地方政府廉價收購,簡單整治之後再高價賣給開發商蓋樓,中間差額部分就被當地政府用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這種城市單方面向農村抽水的模式讓我國城市快速發展的同時,也讓農村更加凋敝。

從2005年開始,國家陸續出台一系列文件不斷規範地方政府賣地收入的使用範圍,其中對農村的投入是重點——

目前土地收入中有10%用於廉租房建設,15%用於農業土地開發,10%用於農田水利建設,10%用於教育投入,這一次又增加了8%用於鄉村振興。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8%,我國一年賣地收入在6萬億以上,增加8%用於鄉村振興這就是近5000億的資金。

貧困地區多了這一塊收入對於後續鞏固脱貧攻堅成果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8  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熟悉我的老讀者都知道,我一直對扶貧事業非常關心,也多次撰文介紹國內扶貧工作。

但是這些文章出台之後,總有人在後台留言:扶貧不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嗎?或者是:我是城裏的人,我對扶貧不感興趣。

現在我就來系統回答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扶貧不是政府應該做的事嗎?

這個問題我可以斬釘截鐵地回答:不是!大規模的脱貧攻堅只有中國在做,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

為什麼?

三個原因。

第一是在西方民主體制下,既無轉移支付的制度基礎,也無轉移支付的民意基礎。

想象一下假如美國富裕的加州有兩個政客競選州長,政客甲宣稱,如果他當選每年將從州財政拿出1000億美元去支持最不發達的西佛吉尼亞州扶貧;政客乙則宣稱,如果他當選則每年從州財政拿出1000億美元給加州居民發紅包。

請問誰會當選?

人性都是自私的,而且絕大部分人都指看重短期利益。所以,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沒有哪個政客會提出拿出本地的錢去幫助落後地區的人民,那是政治自殺。

第二是在貧困地區扶貧投入從經濟學角度大部分都是沉沒成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比較低。同樣的資源(資金)投入到發達地區往往能帶來更高的回報。所以,全世界99%的國家都不願做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第三是就算有發達國家能夠解決扶貧資金的籌集問題,但是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能動員幾百萬機關幹部入駐在貧困地區扎紮實實做扶貧工作。

正因為上述原因,全球所有發展中國家貧困人羣的生活是非常悲慘的。

印度貧民窟

(來源:新浪網)

菲律賓貧民窟

(來源:新浪網)

巴西貧民窟

(來源:新浪網)

亞非拉貧困人羣居住的貧民窟不但房子破敗不堪,還缺乏乾淨的飲用水、衞生的食物以及其他生活的配套。

菲律賓貧民窟孩子骯髒河裏裏尋覓食物

(來源:新浪網)

菲律賓貧民從垃圾堆裏尋覓的腐爛的肉類

(來源:新浪網)

貧民窟的貧民收入微薄,有時為了一份工作要付出不可思議的代價。

(來源:中國經濟網)

貧民窟還是犯罪的天堂,這裏每天都在發生搶劫、強姦、殺人等惡性案件,城市警察甚至根本就不敢進入貧民窟。

即使是號稱“人類的燈塔、自由的象徵”人均GDP是中國5倍的美國,也有大量無家可歸的貧民露宿街頭。

露宿街頭的美國貧民

(來源:新浪網)

美國最底層的貧民每日除了能領取一些免費的食品券,其餘社會保障基本為0,3億多人口的美國還有8000萬人沒有醫保,而我國醫保覆蓋率已經超過95%。

與全球其他國家貧困人羣悲慘的生活相比,中國貧困人羣卻能享受“兩不愁,三保障”的待遇。

所謂的兩不愁,就是吃飯、穿衣不愁;三保障,就是基本住房有保障、基本醫療有保障、基本教育有保障(其實我在貧困地區看到政府對貧困户其實從三保障已經陸續做到四保障、五保障,甚至六保障——飲用乾淨水有保障,用電有保障,通訊網絡有保障等等);

貧困户門前兩不愁,三保障公示卡

今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後,一票號稱更皿煮更有人權的西方發達國家在老百姓生命面臨嚴重的威脅的時候,不但核酸檢測要收取高昂的費用,還公然宣佈60歲以上老人不能用呼吸機,不能進ICU——因為要把醫療資源留給更有拯救價值的年輕人。

而在中國,不但一開始政府就宣佈核酸檢測免費,新冠治療免費,還全力救治上百歲患者,併為此承擔一百多萬的治療費用。

這種對老人截然不同的態度最能體現一個國家對老百姓執政的誠意。

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對老人的態度只是特殊時期的個案嗎?

不是。

在每一户貧困户門口的兩不愁,三保障公示卡就代表着中國政府對弱勢羣體一種旗幟鮮明的態度——

中國這片土地上,沒有任何一個人被放棄

老實説,這種感覺真好。

扶貧走基層活動結束之後,在一次飯局中朋友們都來問我,這次下基層我看到了什麼,最初我想告訴朋友們在基層看到的那些點點滴滴的扶貧故事,但是話到嘴邊卻突然蹦出這樣一句話——

“我看到老有所,幼有所教,貧有所依,難有所助,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這句話出自《禮記》,是儒家思想對社會的最高理想。毫不誇張的説,這個理想在社會主義中國實現了。

最後我來回答第二個問題:

中國政府實施的脱貧攻堅工程對於城市市民意味着什麼?

去年中國出境旅遊人次高達1.4億,出過國的朋友應該都知道,中國的治安即使與發達國家相比也是非常好的。

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半夜12點出門去吃飯K歌擼串搓麻將幾乎都不用擔心會有啥危險。在國外則沒有這麼好的社會治安環境,哪怕是美國最繁華的城市紐約,有些街區在晚上出行也是有很大危險的。

那麼,一個發展中的中國憑啥治安能超過很多發達國家?

這個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一直在努力扶貧,貧困人口一直在大幅度下降。

請記住,貧困是一切罪惡的根源!

2000年我國年收入低於2200元的貧困人口超過2億,其中沒有解決温飽的人口3522萬人,那一年公安部立案的拐賣婦女兒童案件是23163件;

2017年,全國貧困人口4000萬人,基本消滅了沒有解決温飽的人口。那一年公安部立案的拐賣婦女兒童案件降低為6668件,2018年再次降低為5397件;

2000年,全國兇殺案立案有28429起,每十萬人發案率為2.03;2019年兇殺案發案數量降低到7379起,每十萬人發案率降低為0.53,這個發案率甚至低於富裕的瑞士,而美國每十萬人兇殺案發案率為5,差不多是我們的十倍。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你不去扶貧消除貧困,你就無法剷除滋生犯罪的土壤,那麼拐賣婦女兒童案件,惡性兇殺案件等發案率就會居高不下,這些惡性案件落到任何一個城市居民家庭頭上對於這個家庭都是一場災難性的毀滅!

十八大以來,大領導多次強調要“依法治國”。嗯,聽上去是一個很普通的説法,事實上“依法治國”是一個很高的要求,全世界絕對大多數國家都——做!不!到!

有沒有暮鼓晨鐘震耳欲聾的感覺?

為什麼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無法做到“依法治國”?

原因很簡單,當這個國家的城市還存在大片貧民窟的時候,當警察都不敢進入貧民窟執法的時候,當最底層的貧民根本無法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時候,你有什麼資格談“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的基本前提是國家法律沒有盲區。

中國的法律雖然沒有治理的盲區,但是中國要實現“依法治國”卻有不小的挑戰。

原因很簡單,中國不僅幅員遼闊,而且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太大了!

從最發達的上海到最貧窮青海的農村,差不多就是從歐洲走到非洲的落差。想象一下,假如把德國的法律原封不動照搬到非洲贊比亞會出現什麼情況?那一定會造成極大的混亂。

中國怎麼辦?

一個國家只能有一部統一的法律——不管是民法、經濟法還是刑法都只能有一個版本。這個法律不但是上海的治理依據,同樣也要是青海、貴州農村的治理依據。

所以,法律條款保留一定的彈性就是必然。

所以,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地區出現不同的尺度判罰也是必然!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種體制就決定了在法律制定時更多的是向底層民眾傾斜,更多的是站在最底層的民眾立場上考慮——由於巨大的地區文化差異、經濟差異,就必然導致有些法律條款讓城市居民很不理解。

比如,為什麼正當防衞標準非常嚴格,包括為什麼見義勇為的標準非常嚴格?原因就是這個巨大的地區發展差異!

在城市鼓勵見義勇為是懲惡揚善,在貧窮落後的農村,一旦正當防衞、見義勇為的標準放寬,就很可能導致私刑氾濫,暴力衝突加劇!

比如,安樂死在瑞士是合法的,但在中國就是嚴重的違法!原因很簡單,安樂死對於中產階級以上的人羣代表着對個體生命的人文關懷,但是一旦在貧窮落後的地區放開安樂死,對於弱勢羣體就是一場噩夢——

很多不該死的人會死!器官買賣、被拋棄的老人、被放棄的殘缺嬰兒……嚴禁安樂死,就是為了鎮住那些牛鬼蛇神,保護那些貧窮弱小無依無靠的人。

這樣例子還有很多很多。

我們常説社會的進步首先是法治的進步。

那麼,怎麼才能推動法治的進步?

修改法律條文還不簡單?

但是修改法律條文那隻筆卻有千鈞之重!

首先就得要減小地區與城鄉差異,要逐步消滅貧困,要讓農村最底層人民生活水平與城市居民縮小差距!

法律要照顧最底層的民眾,只有農村最底層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法律的標準才能逐步提高,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法治進步。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十九大報告的主要觀點——要減小地區差異、城鄉差異,要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要花大力氣打好脱貧攻堅戰等等措施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與短期內經濟發展快一點,慢一點相比,這些措施才是讓這個國家長治久安可持續發展的百年大計。

為什麼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看到最底層人民生活正在一天天變好!

2018年10月17日,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對中國扶貧事業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説“過去10年,中國是為全球減貧作出最大貢獻的國家”

過去40年全世界大致有10億人擺脱了貧困,其中有7億多就是中國人。

向偉大的中共共產黨致敬,你啓動的大規模脱貧攻堅戰是人類歷史上執政黨對貧困人羣釋放的最大善意。

向戰鬥在扶貧工作一線的人們致敬!不管你是公務員還是志願者,不管你的工作是扶貧還是支教還是幫助貧困地區銷售農產品——請記住,你們工作的意義和價值遠遠超過了工作的本身。

你們點亮了無數貧困家庭絕望的人生,

你們從事的是民族復興路上最偉大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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